关进“牛棚”

    被关进“牛棚”的第一天，我遭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诬蔑，愤懑交加，情景历历在目，至今没有忘却。

    1968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位“造反派”到搬运组找到我说：“你不用在这里劳动了。集中学习，交代问题，接受审查。”

    我一听就明白：从此关进“牛棚”，失却行动自由了。前年“文革”初起时，就听说文化部和文联将一批揪斗对象集中在机关一座大屋内，限制自由，随时听候批斗，不许回家。这类既不是正式监狱，也不是公安部门拘留所，而是由机关、学校等单位自己决定设立囚禁批斗对象(即“牛鬼蛇神”)的处所，被称“牛棚”，是十年动乱中造反派的一大创造。也不知最早的发明权属于谁，很快就通行全国。北京的不少单位已经先后设了“牛棚”，我们报社当然不会例外。早上去拉“大纸”时，就听搬运组工人谈起报社昨天也设了“牛棚”。中午去食堂吃饭时，看到有十几个人列成一队进食堂。其中大部分是报社社级领导人和同我一样的部门“当权派”，也有的不大认识，估计可能是行政部门和印刷厂那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我就认定自己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他宣布完，就命令我立即跟他走，只许带《毛选》四卷和语录本，再带些准备写交代材料的空白稿纸，其他一律不许带。还要我打电话通知家里，送被褥衣服和盥洗用具来。我立刻当着他的面打电话去妻子工作的单位。她在“文革”开始一段日子，就被关在机关不准回家，后来虽然允许回家，仍处于随时被批斗状态，个人行动都必须向“造反派”报告。

    我在电话里简单地说：“我不能回家了，要集中学习，晚上你给我把被子和衣服送到报社来。”

    她只回答一句：“噢，知道了。”就挂了电话。

    打完电话，我跟在“造反派”身后来到“牛棚”。

    “牛棚”设在旧楼图书馆一间大资料库里，外边楼道旁一间小屋是监管办公室。资料库里的资料柜都已搬走，放了两排面对面的通铺。那儿已经集中了十四五位，还有空位置，准备容纳陆续送来的人。我进去时，有的人在学《毛选》，多数人在埋头写字，大概写交代材料。也有人坐在床铺上低头沉思。见我进去，只默默点点头，就算打过招呼。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部里“造反派”将我送进“牛棚”，交割清楚，以后就归监管办公室管，算是“牛棚”里的棚户了。组长说：“你先自学吧。”我就坐在铺上，无目的地打开《毛选》，翻到哪篇就是哪篇。心里七上八下，思绪翻腾。

    我想想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历史上从未加入任何反动党团，也没有被捕过，还要交代什么呢？什么工作中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啊，积极贯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啊，狂热鼓吹反党毒草啊，个人写的错误文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