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不出

    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起码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

    1964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不脱干系。夫人孔德沚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

    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来抄过两次家，这是茅盾所遭受过的仅有的直接冲击。之后，没有再受打扰，据说周总理指示保护他；然而，并没有人前来正式地告知这一点。“文革”中许多事来无踪、去无影，人们不明所以，没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护”如此，“靠边站”也如此。他从未被宣布已经“靠边站”，而是不知不觉中发现，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停送，警卫员撤回，配车取消，并失去听文件传达的权利……

    “文革”以这种方式，使曾在任15年的文化部前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以及获职未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从特殊地位人群名单中抹掉。

    以上变故，茅盾任其发生，不加探询。社会用“抹掉”来表示对茅盾的某种否定。而茅盾本人，也加以配合，用“主动消失”来保全自己。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医院，便不出家门。外面轰轰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闻；满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没看过一眼。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现实的了解，基本限于家人带回的报纸、强劲的高音喇叭传来的嚣叫以及从卧室窗口所能看见的外面对“走资派”的游斗。他仿佛与现实达成一种默契，只要“文革”不来打扰他，他也就当它不存在。对于自己的被“遗忘”，他实际上相当知足，甚至可以说是“珍惜”。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躬耕南阳，曾抱这种处世哲学。茅盾“文革”间心态，大约与此相类。不过，他毕竟不是诸葛亮，20世纪也完全不同于公元3世纪。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隐身帽时，内心并无隐者的淡定。韦韬说：“那时候，他有信必复，不论是熟人还是并不熟悉的人。”而且总是在信中写上这么一句：“盼常来信，消磨寂寞。”

    矛 盾

    寂寞，是换取平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熬过难关所将忍受的生存状态。不过说到“寂寞”，对茅盾而言并非自“文革”以来方有所品尝，虽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寂寞。

    建国后，对他的尊崇达到极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又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拟为文化部部长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