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施行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东排斥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对于其他抵制“左”的政策的同志大加排挤和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大行宗派主义。

    1933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倾错误政策，提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建议，被“左”倾领导者斥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即所谓的“罗明路线”，并受到撤职处分等种种打击。

    3月，中共临时中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江西。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会、寻、安党和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寻乌事件”。

    1932年，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我苏区南部步步紧逼，地处苏区边缘地区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中，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后，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三师离开筠门岭一带，开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力量，进一步造成了苏区南部的兵力空虚。1932年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地处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

    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陷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逃跑退却”，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左”倾政策和反对“左”倾政策的一场斗争的结果，是王明“左”倾领导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战略部署。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前后和1932年苏区中央政治局宁都会议上，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并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但是，广大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党员和干部不赞成王明的“左”倾政策，并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就是罗明，而在中央苏区，则以邓小平等为代表。

    会昌县的《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中这样记载着：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