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当然要读大量的书，但仅凭读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新的眼光，才能发人所未发，另外，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没有科学的方法，面对那些杂乱无章的材料，除了头晕目眩就是束手无策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科学的方法，研究者会如虎添翼，材料的“生米”才会煮成学问的“熟饭”。对顾颉刚来说，正是老师胡适给了他新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难怪他要说“胡适是我的引路人”。

    一次“打击”

    胡适初登北大讲台时只有27岁，很多学生对这个留美博士充满怀疑，私下议论说：“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凭什么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第一堂课，胡适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一改动，对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北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许多同学非常不满，可顾颉刚毕竟是肯思考有主见的人，几堂课听下来，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他对周围的同学说：“胡先生读的书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那时候，傅斯年是顾颉刚的好友，顾颉刚在他面前力挺胡适，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听课后，也表示赞赏，他对顾颉刚说：”胡先生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对的。”

    如果没有这次“打击”，顾颉刚虽然依旧会读很多的书，但只能像那些老先生一样成为“两脚书橱”。而听了胡适的话，他既具备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了处理材料的“方法”。

    听了胡适的课，顾颉刚如同在隧道里摸索的人突遇一道光，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顾颉刚这样说：“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岁，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

    在给妻子的信里，顾颉刚吐露了他对胡适的“羡慕”：

    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不觉得自己一阵阵地伤感。

    “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

    众所周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