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
龚祥瑞(1911—1996),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作者历时三年完成自传,并于成书后十六年、去世后十五年出版。作者在“后记”中声明:
“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威;更不想为所经历的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和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鳞半爪的感受。”
“最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斗争从“三反”、“五反”起不断“扩大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我在这里只能叙述我所遭受和接触的那一鳞半爪,好比倾盆大雨中的点点滴滴,以供后人品味,共享其中的是是非非。
挂牌游园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开始至1977年6月6日止,为期十年。我是从1966年6月18日起被隔离反省的,即与当时所谓“黑帮分子”在一起,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成了北京市民来校参观者起哄的对象。
有一天,我被造反派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黑帮分子×××”,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了“×”。敲锣打鼓,在校园内示众游行。观看热闹的群众中,有高名凯的女儿高苏(当时她是大一的学生),见我这个模样,笑不遏止。好像她正在告诉左右同学:挂牌游行的法律系教授是他父亲的好友。如果她父亲在世,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我这么想,毛泽东曾一度使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非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规定,而是人们自我选择的行动。本人并没有因挂牌游园这类举措而伤筋动骨,也不怨天尤人。高苏的笑声反而使我骤然感到这场闹剧非凡,滑稽可笑。
隔离反省
我们全系七八人被关在一个教研室里,夜以继日地写检查作交代,没完没了。当聂元梓名震全国的时候,北京市民蜂拥到了北大校园,群众要见见关在房里的黑帮分子,我想,大概是出于好奇吧。曾经一度是著名人士,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成了另一类人种,自然成了罕见的观赏品。一天四院(我系所在地)来了一群北京市民,他们高呼口号,敲打窗口,高喊:“黑帮分子滚出来示众!”确有人进入院内要打开房门,把我们一个个揪出去批斗。我们把门紧闭着,几个人躲在书桌下不敢露面;窗外的观众狂喊猛叫,要叫我们“出来,出来”!呼叫声越吼越大,敲门声越敲越响。我怕房门被踢开,与其被动揪出,不如主动向群众交代自己的历史较为上策。当时,我确实是相信群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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