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则多辱”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当晚，国民党宪兵队包围了八道湾11号周寓。军警用枪指着周作人，命他就捕。周作人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据周作人外孙杨吉昌回忆，是夜搜查的情形并不粗蛮。周作人晚年在《监狱生活》中写道：“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砚总算留下了。”他称国民政府的接收为“劫收”。

    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天前已有小将上门，砸了周母的牌位——在鲁迅博物馆，同一位母亲的相片仍供瞻仰。红卫兵命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接着，周作人之子周丰一被拉来陪斗，情状更为惨烈。从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停笔，而高大的周丰一，一条腿从此微瘸。批斗过程中，一位小将向周丰一索要他的手表，然后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周作人未置一词。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当时16岁，是北京男四中学生。红卫兵驾临时，他正在翻书架，清理“封资修”。周吉宜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家住在八道湾11号院第四进院子的北房里，7个房间是连通的。他住在靠东头的一间，西头的三间是祖父的书房、厅堂及卧室。红卫兵开始没理他，过了一阵返回东屋问明“你是谁”，便将他轰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发现家中已被翻了个底朝天，无从落脚。他睡的那张竹床像滑梯一样倾靠在墙上，床面已被拆散、折断。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下雨了，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恳求红卫兵，让虚弱的老人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不准。后虑及“不能让他死了，得留着交代问题”，才允许周作人被抬进浴室。那是一个半日式的浴室，进门有一个约三十公分高的狭小的更衣台，铺有木板，周作人在上面待到秋冬。浴室潮湿寒冷，没法过冬，才又被准许挪进厨房。厨房从前没住过人，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四处漏风。张菼芳忙着堵窗户，填补墙上的裂缝，用长条木板搭了一个地铺，上面简单铺上被褥。

    此后，就有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几位看到的一幕：“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