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前的“汉衣冠”记忆

    1644年，满洲军事贵族进入山海关，开始了清帝国的统治。顺治三年(1646)，清帝国当局下达了剃发令，根据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中的记载，归顺满洲贵族的汉人必须接收剃发易服，所谓“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亦不装领”。随之而来的是汉族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活动，并引起满洲贵族对一些汉族城市的大规模屠杀。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三藩战争结束和台湾郑氏政权的崩溃为止，满洲贵族才真正建立起对汉族的有效控制，并继续认真推行旨在通过改变汉族传统服装和发式来建立政治效忠姿态的政策。

    根据葛兆光先生的研究，由于清朝允许朝鲜王国继续保留汉族的传统衣冠，因此清初时期朝鲜使者的出现，总是会引起汉族人旧有记忆的复活。在这里，古代汉族的衣冠作为一种符号，能够唤起汉族人对族群身份的痛苦记忆与认同。一直到道光时期，汉族士人仍旧隐约地保存着旧有的记忆，并向朝鲜使臣表示身穿满族服装和剃发，是一种不得已。

    实际上，在整个清代，由于清廷“生从死不从”的许诺，汉族士人得以通过在死后穿着汉族传统衣冠入葬对剃发易服表示抗议，并通过葬礼在公共空间举行这一仪式展示传统衣冠，使族群身份的记忆持续传递。例如，黄宗羲死后“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殓”，他身穿的深衣，正是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古老汉族衣冠。另一位明遗民张履祥要求在死后“遗命以衰殓”，这衰服也是先秦时就已出现的丧服。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记载，他的一位同乡远祖曾留下一套明代的服装，要求子孙世代保藏，等汉族光复时穿着这件汉衣冠去祭告。吕思勉因此得出结论，“可见抱民族主义的，实不乏其人”。这一材料显示，旧有族群的记忆确实通过“汉衣冠”这一符号得到了持续的传承，并延续到清末。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章太炎先生的记载。他家族所在的地区长期流行反满思想，他的父亲曾亲自告诉他：“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谒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章太炎用自己家族亲身的经历说明了汉族士人在辛亥革命前对“汉衣冠”的持久记忆。实际上，除了章太炎家族之外，这样的例子也见于鲁迅家族的葬礼。1904年鲁迅和周作人的祖父介孚公逝世，葬礼上一共穿了十三件殓衣，全都是明朝的服装。

    从以上这些清末的例子可以看出，“汉衣冠”这一符号承载着两百多年的族群历史记忆，一直在不同程度上隐蔽于辛亥革命前的汉人族群心理中。因此，当清末旨在“排满”的革命话语逐渐上升的背景下，“恢复大汉衣冠”才有可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动员口号，被编织成各种具有煽动性的语言。

    这一点首先可以得到章士钊一篇回忆性文章证据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