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我国现代文学史书多有作家生平、作品介绍以及流派特色分析，但对作家之间的交往，或襄助，或求教，或笔战，或轇輵，却鲜有涉及。这给人们留下了观察的视域和写作的空间。笔者经过当年采访所整理的这些轶事，虽说仅为“窥豹一斑”，但它依然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许杰与毛一波从“文人之争”到“伯仲之交”

    “文人之争”，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五四”以降，这类争论更是频仍。或流派相异，或观点相左，或性格相悖，少有羼杂私人意气和感情用事的讥讽。八十年前，著名作家许杰和毛一波的一场争论，竟引出了一段文坛佳话。

    “五四”运动以后，许杰不但经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到了上海之后，他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有了联系，还模仿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书》的体裁，写了《对人们说的话》(刊于无政府主义刊物《互助》)。当时，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无政府主义者常去集会的华光医院(其实是私人医生的门诊所)与毛一波相识。基于共同的信仰，两人过从甚密。1927年“四一二”之后，为避当局通缉，许杰卜居南洋吉隆坡，在一家华侨办的报馆《益群日报》当总编辑。事实的教训使得他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信仰起共产主义。1929年底，他以在南洋发生哄动一时的女革命党人黄素英行刺华民政务司长为题材，写了篇散文《枉生女士》(刊于由郁达夫主编的《现代小说》1930年1月号)，诉说无政府主义者悲剧的下场。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毛一波见后，愤愤然写了题为《吉隆坡》的小说，痛斥其“反戈一击”。这段往事，许杰在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详有记载。

    事过境迁，许杰还不时回想起这场争论，还不时念叨毛一波。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一本“五四”以来的散文集，拟选《枉生女士》，征求许杰的意见。他又重新翻阅了《枉生女士》和毛的《吉隆坡》，并不无感慨地写下《关于〈枉生女士〉的回忆》一文。文末云：“我不知道这位毛一波的下落，不知是否还在人世。我想起这一段在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文字因缘，时至今日，不管他是痛骂我、嘲弄我，还是厚爱我、痛惜我，都已成为无所谓的烟云。如果他竟然能如我一样，在这时代的惊涛骇浪中翻滚过来，而且也在这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余，我们能够见一面交换一下这已在半个世纪的各自的经历，我想，这难道不比重吟‘何当共剪两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更有诗意得多吗？”寥寥数语，洋溢着这位世纪老人思念故友的殷殷之情。

    其实，毛一波“还在人世”。大陆解放后，他遄赴台湾，后又旅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毛一波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许杰的地址，又从一位朋友的文章中得知许杰尚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