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翰林院”里的我们这个研究所，是1970春夏之交下干校的。季康先生在干校的生活，她在《干校六记》中有生动、清淡而洒脱的记叙。一个家庭里出了人命悲剧的老太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那样沉郁而镇静地面对与观察干校时期那段特殊的生活，实属不易，非得有心静如水的大涵养、大造化不可。胡乔木称赞那部散文杰作“哀而不伤”，也许就有这种意思，只不过，他是站在党的领导干部的立场上这么赞的，当政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臣民以超脱释然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苦楚与伤痛。当然，这跟季康先生所描写的“菜园子”劳动也多少有关，比较起来，菜园子里的劳动，在当时的干校里要算是比较轻松也比较干净利落的活计。我想，如果李健吾写他每天在养猪场二寸厚的烂泥堆与猪粪堆踩来踩去、艰难劳作的干校生活，那一定会有另一番笔墨。如果是一个身负“现行反革命大案”，每天天不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还要再步行十来里路才能吃上一顿晚饭，夜里则在蚊虫成堆的牲畜棚里难以入眠的“五一六”来写干校生活，必更是另一番情景。

    因为“清查五一六”这一场大戏实在是太离谱，进行不下去，“翰林院”的大批人马又于1972年被撤回了北京，专门等候把“清查斗争”告一段落，给这场骑虎难下的运动画一个句号。谈何容易!在中国，难中之难，莫过于纠偏、平反。其困难就来自要转弯子，要下台阶，而且是要领导上、组织上转弯子、下台阶，且不说要整个一大派清查斗争的积极分子、主力军在认识上的转弯了。事情拖了足足有两三年，总算最后归功于中央领导的决断与英明，“五一六大案”最后以一风吹、一笔勾销有了个了结。不久后，研究所里业务工作也有所恢复。我等身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包袱卸下来了，原来的职业行当也有了重操的希望，心境也就舒展平和多了，这才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阴影中走了出来，如像走出了炼狱。

    那个时期，我们一些年轻人从干校回北京后，因为原来有的宿舍，都早已被重新分配掉了，无处安家，也只能在办公室里临时“落脚”，这一落脚就是好几年。而我和朱虹及两个孩子一家人的“落脚地”就在四号楼办公室里，与钱、杨临时安家的七号楼办公室相隔很近，因此，我们常去那里看望与问候。

    钱、杨流落在七号楼时的那间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显得特别狭窄寒碜，颇有逃难的景象，陈设简陋之至，用砖头与铁板摞搭起的一个“书架”，上面主要是放了些简单的锅碗瓢盆与生活用品，一看就知道房间的主人是把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的水平。房间里占据最佳位置的是两张临窗的桌子，显然是钱、杨分别伏案工作的地方，现在想来，钱钟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恐怕有一部分就是在此一时期的这种环境中完成的。而杨季康的《堂·吉诃德》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