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两年，我曾去过两个地方看会演。一次是去西安看群众文艺会演，本已计划好要去延安，再回北京，却接到《人民日报》鲁瑛的电话，催我赶回去，说有要紧事。

    ……

    见到鲁瑛，我看到他桌上摆着几套线装书。他说：“这是江青同志送你的书，是各种版本的《红楼梦》，放在我这里好几天了，你赶紧写封感谢信。”我一看有甲戌本，有庚辰本、有戚本……能得到这几部珍贵的线装本，心里自然高兴，抱回家来，就写了信。记得就是这一年，毛主席和许世友将军谈了《红楼梦》，从而引发了“文革”中狂热的“评红”运动。

    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人民日报》(或者是新华社内参)出现了一条消息，说上海工人造反派批判《红楼梦》是一本黄色书，我想这可是鲁莽行为!果然，《人民日报》很快得到姚文元的批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要加以纠正。这“评红热”自然也有我的一份。因为总理提出读者没书看，要重印四部古典小说，重印版总也要有个序言和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文革”前原序本是何其芳同志《论〈红楼梦〉》的节选。在那时自然不能再用，严文井同志就找到我重新写篇序，我想那原因大概因为我不是所谓“走资派”，也还能出来陪总理接见外宾，又是1954年批判“新红学派”的发难者。我当然是阶级论者，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只不过《红楼梦》并不只是写了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曹雪芹也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他是在深刻描绘封建贵族生活和人物的复杂矛盾关系中写出社会真貌的。即使毛主席多次讲到《红楼梦》，也不只讲了它对阶级斗争的反映，他对《红楼梦》创作艺术就有许多独到的理解，却不大受到人们的重视。“文革”的“评红热”更强调阶级斗争，更往极“左”思潮引导片面解释《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这的确是对《红楼梦》的片面解读。我的序言，虽没有任何人授意，却是自觉地“实践”极“左”思潮，而且由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各省出版社翻版，可谓流毒全国。其后，北京出版社又让我充实、发挥，写成一本题名为《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小册子，我知道，它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就是四十万册，后来又有重印，而且有香港中华书局版，再加上《红楼梦评论集》的第三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也高达二十余万册，其中的后记和附记，对俞平伯先生又一次进行了批判，对何其芳同志的反批评，更带有个人情绪——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加牵强附会”，我就说你是“修正主义加人性论”。不过，我是有何其芳同志会反击的准备的，所以《后记》和《附记》，都是我个人署名，以免何其芳同志又用“李希凡同志等”影响到蓝翎。而且我的错误也与毛主席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