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起，至1976年之前，我通过贾维的关系，陆陆续续读了《哈里·杜鲁门回忆录》、《爱德华·希思》、《田中角荣传》、《阿登纳回忆录》、《尼赫鲁回忆录》、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爱德华·肯尼迪》和删节过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关中国的部分被删除了)。我把它们借回家，藏在枕头底下，后来发现父亲也背着我在读。虽然他总不忘提醒我离政治远一点，自己却抵挡不住诱惑。毕竟父亲是一个渴望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渴望知道另一种历史描述的人，本性难移。那本《赫鲁晓夫回忆录》颇使我父亲兴奋了多日，并破天荒地对我说，心胸狭窄的斯大林指使“格伯乌”去墨西哥杀死了托洛茨基，赶尽杀绝呀!你看斯大林面相，额头多短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父亲最关心的核心内容，他坚信托洛茨基一定会平反。父亲这么放肆说话，基本是酒后。父亲那阵子喝酒很有点儿瘾，图的无非是一点点私下里的言论自由，而即便这么一点点，也需要酒精壮胆。我母亲有时喜欢在一旁听，陪父亲喝两口，兴致高了还问些问题，比如问父亲有没有见过彭述之郑超麟，仿佛听故事一般；有时遇到母亲没心情(女人嘛)，嫌父亲啰唆，便呵斥：依又瞎讲，还不吸取教训，迭个托洛茨基搭侬有啥关系，依为伊吃了几十年苦头还不够？

    贾维彼时在安徽宣城插队，与他一起去“改造农村”的还有李宁宁。我们三人是淮海中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与他们通信频仍，贾维重理论抽象，李宁宁偏具体感性，但一开始——即他们刚去宣城时——他们的“共同宣言”是由李宁宁执笔的，“历史将它的使命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计划陈述出来”云云，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凛凛然舍我其谁的派头。不到半年，两位的豪情已告降温，1972年春节前夕他们回上海，话题之一是“三年自然灾害”，宣城一带饿殍遍野，饥荒与强行收缴粮食让许多家庭绝门绝户。崇高谎言与民间真相令他俩不寒而栗，原有的激情被彻底粉碎，一个现实步骤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浪漫幻想崩塌了，迅速代之以直面生活的唯物主义态度。吊诡的是，让他们这么快就发现中国农村真相的，恰恰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们模仿青年毛泽东，在他们插队的村子里展开了“调查研究”……此后，贾维的兴趣完全转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中国现实，虽然这一批判武器是当时盛极一时的唯一官方真理，但又是最危险的最疯狂的。果然，锲而不舍的贾维在次年(1973年)做出了骇人的结论：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符合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条件，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冒进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以打倒刘少奇为目标的“文革”是前一个错误的延续。当时的情形我记忆犹在：一个冬夜，贾维与我逛到中苏友好大厦南京西路铜仁路一侧(即现在的波特曼酒店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