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读邢小群老师的《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里面有访谈贺延光部分，读着读着就读到了如下文字。邢老师问：“文革”初批斗老师是不是你领头？贺延光答，他没有领头参与批斗过老师，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年纪小，很自卑，对自己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我是一个观望者，既没参与，也不知道制止。为什么不制止？因为那是‘革命行动。”而他分析自己没参与打人，其深层原因与他父亲的教育有关：“我父亲在社会上刚乱的时候就警告过我，说：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是不虐待俘虏。现在社会这么乱，有的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父亲对我讲别的道理，可能没有用，但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起作用的。因为我从小就把当兵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所以打人的事我从没参与过，这真的应该感谢我父亲。”

    我对这段文字感兴趣，是因为学期末时，清华大学的一位大学生辗转与我联系，说要写关于红卫兵的期末论文，有两个问题想对我做一做访谈：一、为什么红卫兵打人？二、为什么红卫兵打人之后不道歉？本来我是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资格的，因为我既没当过红卫兵，也没对红卫兵现象做过专门研究，但我还是回了封长邮件，陈述了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大体如下：打人在“文革”期间可能首先意味着“政治正确”，具有某种合法性，所以红卫兵小将们面对他们的批斗对象，往往会诉诸于武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期的仇恨教育、斗争哲学有关。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所奉行的是斗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