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

    “寻虎穴，敢怀疑，作预算；找矛盾，搜材料，跟踪追；大会压，小会挤，个别谈；集兵力，即时间，攻堡垒；劝家属，除顾虑，四面攻；分群虎，先打弱，后攻强；有勇谋，内外攻，破同盟；先坦白，后点名，再检举”。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广州市府秘书厅编出了《打虎三字经》以便在群众中宣传，这首顺口溜形象地总结了“三反”运动的过程和特点。

    毛泽东感到，“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在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2月31日，毛泽东讲到三反运动的标准：“‘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办法就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

    1952年初，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动起来了。意义也超越动员战时经济的范畴，向“纯粹的整党行为”转变。沿袭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模式，“三反”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坦白、揭发和检举；第二阶段“打虎”斗争；第三阶段是核实、定案、追赃、处理。

    检举密告 家属揭发

    运动初期，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是首要任务。检举形式多样，既有大会上公开指控，也设立密告箱匿名举报；既组织单位内部揭发，也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北京市4天时间就召开各种群众大会300多次，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市民家庭7000多户，直接受到宣传的人数达30多万，通过宣传和动员，工作组等部门收到的坦白材料和群众检举材料共计10986件；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在各区中心地点设置48个检举箱，大多设置在繁华路口，各大报刊广而告之，以便市民就近检举控告；福州市委、市政府分别设立群众接待室，在邮局设有专门举报箱，检举信可免费邮寄至此。

    通过报刊、广播、民主墙报、入户动员等形式，“踊跃检举即革命热情”这种理念被广泛宣传，即使检举有误也基本不须承担责任，群众被发动起来，各地区的检举信箱和接待室都有超出预期的收获。

    最有效率的是亲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揭发。据华东军区党委的报告：“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他们知道很多底细，许多是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皆赤裸裸地被揭发出来，有些女的再度揭发自己的丈夫。”《解放日报》报道：“由于领导亲自动手，替群众撑腰，群众性反贪污斗争的热潮日益高涨。上海机务段家属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刘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