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

    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仅使我国的公私藏书资源遭受了空前残酷的破坏，而且严重摧残了新中国以来形成的图书出版行业的生产力。

    据《全国总书目》统计，1949年10月1日至1954年底为止，全国各种类型的236家出版机构所出版的，经由新华书店发行或者经销的图书多达21661种。1958年，我国出版图书有45000种左右，至1965年急剧减少至9300多种；而在1966—1970年间，全国的出版物更锐减到三四千种，酿成了中国图书文化史上的罕见“书荒”。《南京市新华书店史志：1949—1990》披露说：

    在“破四旧”，批“封、资、修”之后，即形成了许多文化禁区。除了毛泽东著作，马、列著作，可供书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极少，整个“文革”期间发行量稍大的书籍，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剧本集；《艳阳天》、《金光大道》、《飞雪迎春》、《海岛女民兵》等小说；以及一些如《赤脚医生手册》、《机械手册》、《电工手册》等技术书籍。其种类之少，可以说是创了“历史之最”。但毛泽东、马、列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历史会议文件汇编、学习材料，以及“文革”后期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相关的各种书籍、宣传小册子的发行量之多，也是历史少见。这就是“文革”期间书店图书发行的基本状况。

    图书馆里读“禁书”

    当年，书刊资源集中却又被单位封闭起来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室)，自然成为好学爱读的青少年人注目寻书的所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作家周佩京回忆说：

    小学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懵懵懂懂的小学生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对老师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我因为一向学习成绩好，又是贫农成分，就当了“红小兵”头头。学校腾出一间小屋子给我们作“指挥部”。“停课闹革命”的那一段长长的日子，我就在这间小屋子里“办公”。“指挥部”的隔壁是学校图书室，不大的一间屋子，满地都是书。门没上锁，无人管理。于是，喜欢阅读的我便一头钻了进去。《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暴风骤雨》等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便是在那个时期读到的。初中毕业后，下了乡，清苦、孤寂的乡野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就是读小说。朋友告诉我，读小说当读名著，而读名著就该从“国粹四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发轫。于是四处访借，终于到手。

    1956年出生于苏州的叶正亭在《借书》一文中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