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思尧 陈文炳

    一个很偶然的机缘，笔者有幸认识了年逾七十的陈淑媛(莫耶)亲弟弟陈文炳先生。陈老自幼赴兰州跟随大姐莫耶读书，感情极深，得知笔者正在整理莫耶资料，将其大姐日记慷慨赠阅。时人只知《延安颂》，却不知这是出自时仅20的莫耶之手，更不知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因她另一篇作品《丽萍的烦恼》而被历史刻意掩盖。花环与荆棘交替戴在莫耶头上，历史似乎和她开了个玩笑，留给后人的却是未尽其才的无限扼腕。笔者依据陈老所提供的珍贵日记并参考莫耶同事日记及回忆文章，将莫耶命运转折点——《丽萍的烦恼》检讨会进行了梳理，还原那段历史，也为纪念那一代人执著且无悔的青春。

    1940年至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回归鲁迅精神的风潮，批判揭露边区残存的不合理现象成为风尚。这股风潮波及到了远在抗日前线的晋西北，晋西北文联也号召作家写揭露边区病态落后的作品。受此号召，时任文联理事的莫耶掘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素材，写下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发表于《西北文艺》。

    仅20出头的莫耶，自然不会察觉此时边区整个文艺生态已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延知识分子与中共早已度过了她写《延安颂》时的那段蜜月期，他们不单通过公开张贴墙报、举办讽刺画展及上演话剧等种种激烈的方式鞭挞不合理现象，还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大量尖锐辛辣的“鲁迅式”杂文，其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影响犹大。基于妥善引导处理“暴露派”抨击边区“黑点”的现实需求和中共文化建设的深层次需要，使得中共对文艺界的整顿规训势在必行。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于知识分子高举的“鲁迅”旗帜(“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毛泽东在会上也进行了重新界定和阐释：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

    随着延安文艺的转向和整风深入进行，与丁玲《三八节有感》发表时间相近(仅隔一周)、思想倾向相同的小说《丽萍的烦恼》，对其批评的声音渐趋占据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