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台湾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生番问题。这个问题最复杂之处在于原住民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

    当时大陆移民采取农垦的方式逐步开发台湾，这就与依靠游猎的原住民发生摩擦。出于对原住民的保护，清廷一方面对大陆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对双方进行严格的划界管理。农耕区以大陆地区的统一行政组织管理，番区则保持原有文化与生态样式。农耕民不许擅自向番区拓殖，番民也不许越界到平原农耕区游猎，更不许杀掠行为的发生。同时对番民的招抚与教化工作同步进行，行政组织伴随着这个工作逐步扩展，双方的分界线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化、消弭。接受招抚与教化的为熟番，不接受者为生番。其指导思想则为“番民即吾民也”。事实上是一种效率虽低但却极具人文精神和对弱势群体关怀的做法。

    但是，伴随着西力东渐，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的开港，商业地区的吸引力大增，形成新的移民潮，对内地番区的开发工作遂陷入停滞。但失事船只的出事地点却往往发生在番区，相应的，难民遭遇生番劫杀的问题就成为清王朝的一个头疼的涉外问题。从而形成了问题的焦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