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罗芙芸写了一本《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讲的是天津如何在西方医疗入侵下实现城市功能转变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的不是书里讲了多少国人如何接受西医和防疫的奇闻轶事，而是国人对洋人态度的变化。其实，近世国人对高鼻梁蓝眼睛的纯种洋人虽也积存着又爱又恨的情绪，恨的是落后的大刀长矛败给了洋枪大炮，爱的是洋货西物满足了消费欲望。但“蓝眼蛮夷”肤色长相如此怪异，毕竟离我们过于遥远，最受刺激的还是藩属国日本，仅凭甲午一战，靠着穿梭如箭的小型炮艇轻易击毁了大清帝国的庞然巨舰，当年康有为频频上书光绪，吵吵嚷嚷着要大变祖宗成法，理由就是心理最受不了原属儒家辐射圈的“蕞尔小夷”日本骑到了当年主子的头上作威作福，深层意思还是大清毕竟没有直接做过“蓝眼睛”的主子，做西洋人的奴才固然不好受，但毕竟是异国异种，犹如“外星人”来袭，即使打输了也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可日本人欺负我们就如奴才翻身，乾坤颠倒，是万万不可的。

    不过，国人对日本的欣慕一直如影随形，好像要远高过对西人憧憬，这种对日人又爱又恨的情绪完全不同于因鸦片开战之后与西人交战后的心境，也许因为都是黄种人，可日人在西化的程度和时效上却总能领先一步的缘故，国人过去文化优越的自傲与近代全面落伍的自卑混合发酵，酿成了如今的心理变态。罗芙芸讲天津，曾举例子言道，国人对日本租界统治的记忆就很特别，当瘟疫来临时，日人在天津租界打防疫针，先是遭到剧烈抵抗，可数年后新中国建立时防疫部门暂时未及打针治疗，就遭到国人普遍抗议，此时人们似乎完全忘了当年甲午战败之耻。针对国人的“健忘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