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

    行事低调，却成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主角

    1952年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几番掀起，风雨中的运动力度时重时轻，在全国范围内让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无处可遁。在这样政治运动的铺垫下，1954年，毛泽东抓住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发表之契机，随之布置了新的一场思想斗争运动，再一次引发全国知识界的强烈震荡。

    作为当事人的俞平伯在事发之初表现了什么态度，又是如何在运动之中转弯和解脱？一直为研究者和后人所关注。笔者手头新近有几份当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党组织对俞平伯观察、评价的内部报告，多少可以看到俞先生在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所能呈现的不解、愤懑乃至抵制的真实状态，看到他在众人帮助下逐渐承受、平复直至顺从的变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早期思想运动可怕的双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俞平伯在运动初期是处于极度震惊之中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主角。1949年后，俞平伯较为低调，对事对人不冷不热，只是缄默地关在家中做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斗争运动开始后，文学所副所长、党内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几次在文字或口头上向高层领导介绍俞的近况，其中就说到在大批判前俞平伯已完成了《红楼梦》前六十回的校勘工作，也就是在各种版本中校订出最好的出版本。

    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上，俞平伯几年间少有一次地被人们关注，他应邀上台发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学的研究意义，颇受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重要人物胡乔木的鼓励，胡一度甚至说俞的发言中没有发现什么错误。据北大文学所党总支汇报称：“俞(事后)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讲演，到处写文章。”

    党总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俞的骄傲：他在《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中，自觉是权威，不同意文学所的组织意见，坚持主张在校勘本中不用新标点符号，后来为此曾写信给胡乔木以寻求支持。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

    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