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向继东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生于1937年2月，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今《求是》杂志)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近八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1998年退休后，主要从事“文革”回忆和研究。2008年11月，阎长贵重回湖南西洞庭农场看望老友，之后转道长沙访友。其时，湖南《湘声报》资深编辑、文史学者向继东先生采访了他。此文经阎长贵先生审阅。

    ——编者进入《红旗》，师从关锋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阎老您好!先谈谈你是怎样去《红旗》的吧。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我是1961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去的。至于怎么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时我们的心态是“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一切听从党安排。

    向：完全是组织的安排？

    阎：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后，我问当时负责我们毕业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惊。

    向：为什么？

    阎：1983年春，我和大学同班同学、班党支部书记李冠英一起到读书时的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齐一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家去看望他。一进门，齐一就说：“我把你们两个都送到火坑里去了!”齐一说的“你们两个”，并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后调任林彪的学习秘书。林彪事件后，他受到好几年审查。齐一看到我吃惊，就向我解释说，你们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着问我：“你知道你是怎样分到《红旗》去的吗？”我说不知道，也确实不知道。

    向：齐一是怎么说的？

    阎：他说，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来电话，要我们从哲学系中给《红旗》杂志挑一个人，条件是：不要“又红又专”的，要走“白专道路”的。齐一说，作为总支书记，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应对。他想：我们不是天天宣传走“红专道路”，教育学生“又红又专”，怎么要走“白专道路”的呢？齐一和总支副书记马奇等人商量说：“康办可以这样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啊!”齐一对我说：“那时论学习，在你们年级几个班里，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们同学中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论文了。我们商量，要挑一个不论在‘红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