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家的字典里是没有“仇”和“恨”的，在抱负和大局面前，它们微不足道，这是期成大事者必备的风范和局量。蔡锷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亦然。 1924年，所谓“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如果早创个十年八载，想必这个第一不会是吴总司令。至少在1916年，有两个人可能成为这个“第一”，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蔡锷。前者曾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在1916年1月1日更将民国改为帝国，建元洪宪，自封皇帝，这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个大事件，比之吴佩孚，袁世凯似乎更配得上“Biggest man in China”(《时代周刊》对吴佩孚的评价)的称号；后者是中华帝国的反对者和摧毁者，并且在这一年病故，可谓为国捐躯，因此也成为享受中华民国国葬礼遇的第一人。

    1916年中国的主角无疑就是这两个人。说袁世凯是主角应该无人反对，而说蔡锷是主角恐怕会有人质疑：难道唐继尧不是吗？孙中山不是吗？梁启超不是吗？

    他们可以入围，但都不能获选。唐继尧是护国主将之一，可他不曾和袁世凯面对面地斗智斗勇、周旋腾挪。梁启超作为一代文豪敢赴凶险，殊为可贵，但毕竟缺少金戈铁马、月小云低的壮景。而斗智斗勇、周旋腾挪，万里间关、冒死犯难，金戈铁马、月小云低，这些却全部被蔡锷集于一身；更重要的是，他抱病作战，视死如归，这种舍己为国的精神令时人感佩景仰。他在困境中奋起，在胜利中永诀，这份感动与遗憾又为他增添了传奇和悲壮色彩。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的较量对决绝对有看点，够分量。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开始的。之前，两人只在1906年彰德秋操时共事过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