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对于我的出身，社会上有各种传闻和猜测，认为我是一个所谓“大”公司的经理，就一定是通过“红”或“官”的帮助，而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得到的。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个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最初建立时只有20万元借款的注册资本金。而我在进入华远公司之前至少还是个直接归市联社直属管理的企业中的“官”，管理的资产规模远远大于刚成立时的华远。而一个中央部级的退休高官，又为何隔着不同的行政管理渠道、差着无数的级别，为我去谋这样一个小“官”的乌纱呢？

    我爱我的父亲，尽管他没有那么高的职位，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我没学会“大义灭亲”，不仅是因为我在那个红得发紫的年代没有被污染，而且是因为我从来都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更坚信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作出的榜样和给我们的一切!

    小学三四年级的一天，我正在双杠上玩耍，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老师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告诉我，上面刊登了两条第三届全国人大批准的任命公告，第一条是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国商业部的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后来任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第二条是后来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何英担任外交部某司司长。从此之后，我就成了学校中的“特殊人物”。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高干”(老师其实也不知道)，出身一栏中填的是“革命干部”。自父亲被任命为副部长之后，老师说你可以改填为“高干”了。但当时我回家问父亲时，父亲很严厉地告诉我，只许填“革命干部”，不许填“高干”两字。后来才知道，过去的干部管理分24级，13级以上就是高干(依此标准，当时的医院设有高干病房，连监狱中也设有高干牢房)。母亲当时是13级干部，已经是“高干”了。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干部不分级别大小，都是为革命做工作。干部的级别只是一种责任的划分与承担。级别越高，责任越大，越要努力工作，不辜负党的信任。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志与荣誉。在所有公开场合，我更愿意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职务，只要能说明自己的身份就够了。更多的职务一定代表的是更多的责任，而不是荣誉，也因为是责任，所以必须更加严格地要求和限制自己。

    父母读马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