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

    文革十年动乱，不幸让我们这些在北大读书的学子遭遇上了。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浩劫!动乱，荒唐，野蛮，残忍……一言难尽!文革何时起始，专家学者各有其词。一般的说法，从全国范围来说，是从1966年6月1日晚上聂元梓等7人的那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中央人民电台公开广播算起。就北大而言，特别是历史系，我觉得应该提前半年。从我们1966年2月到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不久，就实际上被中止了学业，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文革大批判。文革开始后，最初是倍感惊愕不知所措，继而是一面狂热一面疑惑……

    这里没有关于整个北大文革经历的记载，只是回忆了一些文革初期的见闻。

    揭发校党委和关于家庭出身的一场论争

    我们1964年入学后的初冬时节，星期四政治学习时间，曾被组织到一起开过几次会，说是参加学校的社教运动，让揭发校党委排挤工农子弟等有关情况。当时我们莫名其妙，心想：我们大都是工农子弟，没觉得受到排挤，学校对我们挺好啊!两个堪称穷困潦倒家庭出身的同学(广东的一位同学报到时只穿着背心短裤脚蹬拖鞋，湖南的一位同学也是只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上衣共有40多块补丁)，学校系里给他们制备了全套的被褥和崭新的四季服装，打扮得像个新郎官，还享受着全年级最高的每月19.50元的助学金，其他的家庭经济不宽裕的同学，也都享受了数额不等的助学金，衣食无忧。师长们身位和姿态都放得很低，对同学们都一视同仁，不分家庭出身，每到晚上，从助教讲师到教授，都到学生宿舍辅导课业。甚至我们这些对某些历史问题一知半解的学生，给老师的著作观点提出异议，他们都虚心教授，不但从不反感，反而鼓励我们大胆独立思考，不要迷信老师，迷信已有的结论，根本谈不上排挤、歧视。所以，打击迫害工农子弟大学生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我们这些工农子弟否定了。

    但是不知怎么又让讨论起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它对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表现产生多大影响？这下争论激烈，众说纷纭。虽然最后的结论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是“自来红”“血统论”的极“左”思想已经在出身好的同学们脑海里生根发芽。出身“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同学有了优越感，出身“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甚至凡不是出身“红五类”的同学都感到了压力，比如农村上中农、城市小业主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同学，都开始在政治上体会到压抑。

    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有背景的。1964年中宣部向北大派出以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工作队先后抽调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有相当职务的干部200余人，进驻北大后，抛开北大校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