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涛

    顾颉刚自称与胡适发生联系始于一九二零年，可见胡顾订交之早，而在时人眼中，他们又是亦师亦友的同道。凭此密切的关系，在五十年代举国批胡的氛围中，顾颉刚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也逐渐学习和认同马列理论。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顾颉刚给好友辛树帜的信中认为自己还有右派思想，“我该就这时痛自改造，以期在新社会中不致扞格。在学问方面，我也必须丢掉胡适的‘庸俗进化论而接受严正的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顾颉刚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四十一卷，280页)。顾颉刚在日记和信件中承认学习的必要，这应该说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所谓外力是各种各样的学习、座谈、批判，这之中就包括其他知识分子对顾颉刚的批判以及顾颉刚对胡适的批判。

    首先是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刊载多篇“古史辨”派健将对顾颉刚的批判文字，譬如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这些曾经的学术同道对顾颉刚辛苦建立的“古史辨派”进行否定，顾颉刚十分清楚“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顾颉刚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第七卷，198页)。身处其中之人都彼此明白对方的处境，像顾颉刚这样的纯粹学人感受可能就更为强烈和深切。加之顾颉刚在解放之前的人脉广，交往多，此刻思想改造运动又比较频繁，“我经历多，必五六万字使尽”。对于参加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座谈会，顾颉刚本不愿去，但在妻子要求下勉强前往，“使予精神兴奋，胸前作痛，三次按摩功归白费”(《日记》第七卷，614—615页)。

    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已形成的学术理路、思想信仰，在政治上、思想上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以便开展学术研究。这种改造一方面有合理性，另一方面由于改造忽视了方式方法给知识分子心灵和肉体带来了伤害。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记载：“闻梦家言，罗常培自去年思想改造后血压大高，不能出门。”这样的描述不仅在顾颉刚日记提及，吴宓日记亦有吴宓及吴宓友人在运动中所受之心理感受的描写：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笛生诸友，早于一九四九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得麟函，告彤(汤用彤)‘十一月半由批判胡适座谈会归来，患脑溢血，不省人事者一月，后渐清醒，肢体略能动，今仍住协和医院”。

    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他人与他人批判自己中进行着思想和精神的嬗变。像顾颉刚本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他对妨碍其读书写作等无关紧要的繁琐工作、生活琐事感到不胜其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