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

    一

    除了简单的识字课本(类似于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提及的那种用以传授“上大人孔乙己”的读法、写法的初级读本)外，在中国封建时代，基本上没有一本真正的母语教材。正所谓“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文人眼中，文章是用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同样，那些用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章，亦可以当作语文教材来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除识字、习字外，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充任着母语教材的角色。

    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语文教学的短暂繁荣，并且出现了像胡适、蔡元培、梁启超、吕思勉、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周予同、陈望道、郭绍虞、萧涤非、浦江清、罗庸、余冠英、傅庚生、李广田、王季思等一批“大师级”的教育行家及语文教育家。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基本上也就30年)、战乱频仍(抗战和内战)，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这段时期的母语教学未能形成很有影响力的成果，有关语文教学的理论、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建成后亦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扬弃，内地的语文教学、教材编纂基本上完全脱离了民国时期的语文教学的路数，可以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来形容。

    二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强烈的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外人欺侮。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急切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和经验。

    1949年秋，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是以叶圣陶等人主编的解放区“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新中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也是以老解放区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两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这些课文的特点是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1953年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诸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韶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