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

    王明在武汉颐指气使，借共产国际狐假虎威，本想借康生之手炮制陈独秀“汉奸事件”，以与“托派汉奸”陈独秀合作为把柄，再堂而皇之地冠以违背斯大林“肃托精神”，从而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倒陈独秀又打压毛泽东的目的。

    王明倒台了，王明、康生炮制的“汉奸”事件似乎也不了了之了。斗换星移，随着武汉失陷，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流亡入川，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法庭上打官司了，而现实也没有再给他“算总账”的机会。这桩莫须有的冤案，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一下子切断了陈独秀与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脐带，一个轰轰烈烈的政治家从此告别了政坛。

    王明、康生制造“莫须有”罪名

    1937年11月14日，在苏联生活了整整六年的王明回国了。这对陈独秀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位坐镇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遥控中共中央的“太上皇”，被毛泽东称之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来到了延安。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召开，王明在报告中声色俱厉地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组织”。他竭力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签发的 《关于对付托派分子的原则》，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词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坚持说：“斯大林正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422 — 423页)王明生搬硬套斯大林自1936年8月开始审判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合暗杀总部案”的政治恐怖手段，一回国就高举斯大林的“反托”旗帜，犹如抽出一把尚方宝剑，企图驾驭中共中央获得最高领导权力。

    1937年12月18日，王明来到武汉。在武汉，他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企图一边觊觎打压毛泽东，一手打击已经夕阳西下的中共元老级人物陈独秀，与康生沆瀣一气将莫须有的“汉奸”帽子戴到了陈独秀的头上。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经名存实亡。”而早在“中东路事件”爆发时，王明就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发表长文攻击陈独秀，成为批陈的马前卒。陈未予理睬。193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