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过年，对过年没多少美好记忆。“文革”开始那一年，我九岁，父母双双被打倒，关进了牛棚，我被送到农村，寄人篱下。看别人喜气洋洋过年，过年也不想家，因为家已经散了，不复存在了。父母既然被打倒，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坏人，因此不应该想他们。印象中，过年与自己总是格格不入，关系不大，过年的热闹永远会让我有一种寂寞之感。当时有个口号，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的春节记忆都是革命化的，简单无趣，不当个事，根本没什么可回味。

    再然后，仍然是“文革”中，父母从牛棚出来，解放了。母亲又开始演出了，父亲又开始写作了，保姆又回来了。那时候，保姆过年也不回自己家，现在想想，真对不住人家，凭什么要在你们家过年，过年又不涨一点薪水。中学毕业，我进了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快过年，师傅会故意先留一点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