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思尧

    1897年，福建举人林纾为排遣母亡妻丧之痛，与友人王寿昌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该小说出版后，著名报人汪康年看到其中商机，拟以重金买下版权重印，并事先在报纸上宣传。林同意此事，独对“润笔”坚辞不受，多次去信要求汪登报声明。1956年，存款逾万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为减少国家负担，主动申请不拿工资专事创作，靠稿费养家。自古以来文人耻于谈钱，对鬻文换财尤为不屑，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文人卖文从有辱斯文、壮夫不为到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发生了惊人逆转。这一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事情得从清末说起。

    自谋出路的群体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标榜耕读，多是乡间读书人，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候缺、丁忧等其他原因也还乡)。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都能跻身士子群体;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学而优则仕”为谋生途径，“布衣卿相”为终极梦想。

    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考试也不例外。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布衣卿相”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举人和进士。“学而优”从政治角度看，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补贴;考中举人，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若能进士及第，没有不做大官的。“学而优”从经济角度说，只要考中，回报巨大：在书院教书，年收入约100两白银，知县幕僚250两，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两，知县3万两，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万两。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塾师，维持生计，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 (19世纪下半叶)。收入相差如此悬殊，无怪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

    然而1905年9月20日，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对读书人群体在精神和物质上不啻于毁灭性打击。为后世留下 《退想斋日记》 的山西塾师刘大鹏，生动记载了当时闻得确证消息后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