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走“终南捷径”的古代隐士，到当下的“高调”隐居者，均显露出“隐”的矛盾与虚伪。

    如果依照最严格的标准，中国并无真隐士。

    “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在南宋诗人陆放翁看来，要想做真隐士，是不应该存活于世上，那些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隐士、高士、处士，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不是“真隐”而是“假隐”。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这群主要由文人组成的隐士集团，或怀抱“孔明心态”，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才勉为其难出山，以济困解厄;或怀抱“终南山心态”，虽然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却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者登门拜访。

    归隐自然、超尘脱俗、隐逸、清高等已成为中国人普遍崇仰的“人生哲学”。然而，“终南捷径”却又成为一种隐士追求名利以退为进的手段。“文人出路狭窄，热衷做官，做不成官，自称‘布衣’，以布衣傲人。这是多么矛盾、荒谬又虚伪的事。中国社会文化之虚伪，且习以为常，此是一例。”(台湾作家何怀硕语)

    中国隐士：一群隐君子，一群伪君子？

    隐士不是种职业。隐士是逃离社会，努力要成为名符其实“个人”的一种人。

    “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不是孔孟，不是老庄，是隐士。”(南怀瑾《<庄子>讲记》)

    人数接近百万的中国隐士，常常是政治的异见者，他们总是与社会、山林和庙堂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纠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