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论”这个名字起得好，其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记在 《论语》 里 (《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 (社)、粮食 (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这话是从一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 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

    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看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 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 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 (《通鉴》 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 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蕡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 (“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 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