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陈铨其人及其作品

    近日，笔者读了《党史博览》2016年第11期 《国民党与 〈野百合花〉 事件》 一文。该文记述了1942年延安内部因王实味一组题为 《野百合花》 的杂文引发的事件。其中，国民党居心叵测借机炒作从而推波助澜，使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恶化，形成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审干”升级进而“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无独有偶，当年稍后在重庆等地上演的一出话剧 《野玫瑰》，也由于一些匪夷所思的因素，居然又造成由康生导演的一幕“活剧”—— 捕风捉影的一出“谍战剧”。

    《野百合花》 《野玫瑰》，这“两朵野花”，就是当年延安“审干”运动风波由内至外的两个“导火索”。如今时光倒转，甚至又有了“谍战剧”的大热，这都不由让人又想起了当年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 (不久后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创作的 《野玫瑰》。

    陈铨此前留学德国，归国后其思想和学术主张被归为“战国策派”。这一思想流派赓续了北伐前夜清华和北大一些学者所号称的“国家主义”(如闻一多、顾颉刚、常燕生等)，而中国晚近政治思潮史的图谱中就有一支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号召的潮流，其团体组织也曾有“大江会”“青年党”“国魂社”等。江沛在 《“战国策派”思潮研究》 一书中称：

    战时体制的集权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战时国家的必然选择。“战国策派”学人呼吁建立“元首制度”的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受辱于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在加强战时体制的基础上，希望国民党根治政治腐败、团结抗战而提出的。这种政治全能主义的无奈倡导，是“战国策”学人救亡第一、不满現实的选择，但不应由此把他们看作是反民主的“小丑”。……从“战国策派”学人对传统政治的检讨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上，从此后雷海宗主编 《周论》 杂志的基调中都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是“战国策”学人的一贯主张。

    在抗战的背景下，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也很容易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遥相呼应，因而被认为是“反对民主”的思想，这是那些陌生于中国实际政治的书生始料不及的，却又是被当时宣称“民族文学”以及“战时体制”等的国民党所欢迎的。

    1941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在《文艺先锋》 发表 《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鼓吹文学创作的“五要”“六不”政策，即“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痛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