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胡适 (1891—1962)，字适之，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与我外公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外公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深受胡适的影响，其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学之路，与胡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初三日(1918年3月15日) 作文未就。先后晤以亨、子清，赠吴近照一张。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晤吴、王二先生。归翻稿一张，十二时睡”。所记“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说的就是去听胡适的课。刚进学校的时候，外公在黄侃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周邦彦的“清真词”，他对词学研究深厚的功底，得益于黄侃先生的教诲。然而，1917年当胡适在 《新青年》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后，外公也像许多青年一样，把胡适当成仰慕的导师，就参加了“小说研究会”，把小说作为研究的课题。但他对小说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有 《花匠》 《炉景》 等，但都不如他后来写的新诗那么有影响。外公引起胡适的重视，应当是从他寄给 《新青年》 的文稿 《白话诗的三个条件》 那个时候开始的，胡适看到这个年仅19岁的大学生的文章后，十分高兴，立刻在 《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并附有他的信：“我对俞君所举的三条，都极赞成……俞君这信里我所最佩服的两句话是‘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近来我看见俞君自己做的诗，知道俞君是能实行这个道理的。”胡适对他的白话诗 《春水船》 所表现出的那种“朴素真实的情景”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后无论是他与傅斯年同去英国，还是他提前回国以后，都受到胡适的关注。这之中，傅斯年在外公提前回国后写给胡适的信，对我外公此后在胡适引导下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底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如果先生能常常对他有所劝勉，有所引导，他受益当不少的，否则不免可虑。”说本来是想通过让我外公出去留学，把先进的西方文化带回国，但他既然已经回去了，“整理国故”也很重要，更何况他的旧文学功底是那么好，那就全靠先生引导了。字里行间体现了傅斯年对我外公的殷切期望与关怀。傅斯年的话当然会引起胡适的高度重视，于是邀请我外公到北京参与 《尝试集》 第四版的删定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使他回到胡适的身边，更从此开始了他与顾颉刚对 《红楼梦》 的讨论，实现了傅斯年寄希望于他“整理国故”的愿望。他的 《红楼梦辨》 与胡适在1921年所著 《红楼梦考证》 无疑是“新红学”崛起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