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

    三、“主义”的远景及其形象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苏联呈现的是一个富强、平等、尊重文化、热爱艺术的形象。但这并不是俄罗斯的民族形象，而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和主义的形象。这种新制度不仅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历史远景，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如此。自苏联建国之后，全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便纷纷前往参观。三十年代之后尤其如此，正如蒋廷黻所说的，“现在的旅行者谁不想到苏联去看个究竟？”他在 《欧游随笔》 中还转述了一位美国教授的话：“现在只有苏俄值得一看。别国，连美国在内，都是束手无策。唯独苏俄一往直前”。这种现象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的：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不少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了苏联，这也是“红色三十年代”的社会成因。中国文化界三十年代重点介绍的国际旅苏人物，便有纪德、巴比塞、藏原惟人和秋田雨雀等人，中国前往苏联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二十年代影响较著者有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抱朴、胡适、徐志摩等人，三十年代的社会名流就更多，如胡愈之、邹韬奋、曹冰谷、丁文江、蒋廷黻、林克多、戈公振等都有旅苏游记，抗战之后则有邵力子、郭沫若及其后的茅盾等。因此，郭沫若的旅苏游记，需要置于这个谱系之内考察。也就是说，在考察郭沫若游记的特殊性之前，需要先考察他所述形象的文化来源。正如法国形象学理论家巴柔所指出的，“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 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 (representation)”。通过集体想象这个文化坐标，我们才能最终看清郭沫若所描述的苏联形象，在中国现代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它的历史意义。

    苏维埃政权作为一种新制度，其形象难免与描述者的立场相关，因而一开始就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形象。对此，鲁迅在给林克多 《苏联闻见录》作序时，便已指出：“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苏联闻见录》 从一个五金工人的視角，讲述了他在经济危机之后，从法国前往苏联及其在苏联的工作经历，较为正面地展现了五年计划之后苏联的建设成就。在鲁迅看来，较之欧美的讽刺漫画，这毋宁是更为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