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

    2018年是改革开放整四十个年头，非常荣幸，因为时代给的机遇，我有幸与 《译林》 杂志结缘，并一路陪伴它成长为一个大型出版社。从现今看，这些年也算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了一点小小贡献。

    我同译界和出版界朋友接触中了解到，一些 《译林》 的朋友，在议论时觉得 《译林》 走过的道路，颇带有传奇色彩，认为 《译林》 杂志及译林出版社发展形成了所谓“译林”现象—— 一本外行办的翻译杂志，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专业翻译出版社，还创造了好多项纪录。他们希望了解，一本地方新创杂志，在“心有余悸”的年代，何以甘冒风险，带头引进西方当代通俗文学？刊登译作的一本杂志，何以会演变成全国知名的文艺出版社？防止外来文化糟粕渗透，贵在选择。译林如何做到导向不偏，拒“黑”远“黄”？除了引进介绍西方当代通俗文学，填补些许我国文学翻译作品空白，译林是如何首次提出“开放翻译家”的概念，肯定和弘扬翻译家们在推动思想解放上的开放精神？

    拿起笔，回望那些逝去的岁月，这或许也是对职业做的一种自我反省，从中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出一张像，并通过它，把我从事编辑工作所感受到的快乐，传递给我的朋友和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尊重和爱护编辑，也算是给出一个侧面的解答，以飨提出思考的朋友们……

    走通俗，办 ?《译林》 歪打正着

    1975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高斯同志，把我从下放的泗阳县调回出版社当编辑，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我结束了前半生当“万金油”干部的历史，幸运地走进了崇高的编辑队伍。

    1978年初，已经是省出版局局长的高斯要我考虑，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我觉得，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内容敏感有风险，不如介绍外国文学。这个主意得到了高斯支持。当时我真是白手起家，因为我前半生跟文学和翻译都不沾边，对照办刊条件，我没有一项符合。省出版局原副局长高介子，有一次对我说：“当年高斯挑你这个外行办 《译林》，真是冒风险;而你敢接手，胆子也够大。”这话一点也没错。如按时下时尚的用词来说，当年高斯和我“都没按常规出牌”。

    既立下“军令状”，只好硬着头皮上，首先想刊名。有一天我同搞古籍的编辑孙猛聊天，他无意中提到“译林”两个字，我听了一震，脑子里顿时想起林茂叶繁的景象。啊!用“译林”做刊名多好呀!《译林》 后来走红，少不了孙猛偶然起名的功劳。

    刊名定下之后，接下来要给刊物定位。当时北京有 《世界文学》，上海有 《外国文艺》，都是老牌大户。我从读者的角度，有一个朴素的期盼，就是文学杂志，内容要有新鲜感，故事一定要吸引人，抓住好看耐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