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

    一

    1963年，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奉调西北局，北京市委派廖沫沙兼任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廖、吴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关系，但1961年吴晗写成 《海瑞罢官》 剧本时，廖沫沙曾经写过欢迎吴晗从史家走到戏家“破门而出”的创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廖沫沙兼任党组书记，吴晗是欢迎的。在我的印象中，廖沫沙为人很诚实，是想为党多做点工作的老同志。大约他们都不会想到要行使什么高级干部的特权。记得廖沫沙到任后，学会召开一次党组成员和常务理事会，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时多。会后大家都觉得饿了，邵循正和许师谦提议到动物园对面的小铺子吃点饭。邵循正是教授，工资高，他说他请客。廖沫沙听到后，好像不知道被邀的有没有他，就对我说，身上连一两粮票也没有，否则就和你们一起去吃饭。邵循正一听，说他也没有粮票。幸而我身上恰好有两斤粮票。这样，我们五个人才到小铺子吃了一顿饭，一共才花了十多元。这五个人中，除我之外，都是教授和高级干部，生活却这样简朴，看不出有任何特权。

    廖沫沙担任党组书记后不久，即1963年5月，上海 《文汇报》 就发表梁璧辉的 《“有鬼有害”论》，对廖沫沙1961年8月发表的 《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廖沫沙当然知道，梁璧辉的文章是有来头的，他思想上自然不无压力。但这些事，当时我并不太敏感，也看不出批评者有什么来头。在差不多同时，吴晗1962年5月在 《前线》“三家村札记”栏里发表了 《说道德》，以及随后分别在《前线》 《光明日报》 发表的 《再说道德》 《三说道德》，先后遭到学术界一部分人的批判，争论的焦点是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吴晗认为：“道德是阶级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级统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也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吸收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使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这个表述，一般来说，并没有太大错误。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论述，即：“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而每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在它没有走向完全腐朽之前，它的经济关系，包括精神和物质都有合理的部分。作为道德，当然包括统治阶级的道德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内。况且，在统治阶级的道德中，诸如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忧乐观等等就有超越社会形态的内核，当然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列宁就曾经痛斥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