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晨

    1870年6月，中国发生了一起有名的外交冲突事件—— 天津教案。因为处理这起教案带来的负面影响，声望、事业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开始走下坡路。考虑到民怨沸腾，朝廷决定让其学生李鸿章接手此案。曾氏内心自此灰心丧气，一年多后即在南京去世。大清帝国进入了李鸿章的外交时代。当然，这一切都被与中国仅一海之隔的日本看在眼里。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主动修约：忽悠李鸿章

    “脱胎换骨”后的明治天皇为摆脱日本被列强欺侮的局面，从未忘记三年前即位时发过的宏愿：“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如何实现呢？“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先做亚洲强国，称霸亚洲。这就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

    柿子先挑软的捏，此时的日本还不敢跟中国用“拳头”对话。所以，明治政府计划先控制大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琉球，增强国力，再叫板中国。1868年年底，明治天皇派使臣带着“国书”前往朝鲜，宣称要建立邦交关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国书”中有“皇”“敕”字样，而据朝鲜致日本的反驳书中说，这些词汇只有清朝皇帝才有使用的资格。

    消息传回日本，维新派十分恼火，在日本迅速掀起了“征韩”(侵略朝鲜) 的论调，喊得最响亮的当属天皇身边的核心人物木户孝允 (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但是，要想武力撬开朝鲜的大门，还是要先问问“宗主国”答不答应。于是日本又将目光投向中国。为此，1870年年初，日本外务部门确定了对朝鲜的原则：“先与清政府订约，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退居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这就是明治政府提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目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大陆政策的启动。

    1870年八九月间，中国因为天津教案，人心浮动，朝廷为此也是焦头烂额。日本瞅准这个时机，派出级别不高的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说是要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其实是试探签约的可能性。柳原前光的到来，引起了清政府朝野的一片议论。虽说中国在与西方列强交战中表现得不堪一击，既割地又赔款，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哪里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更别说讨价还价地签订条约了。当时，安徽巡抚英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用他的话说，日本弹丸小国，只配有进贡臣服的份儿。

    鉴于此，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以下简称“总理衙门”)以中日间已实现通商，所谓“大信不约”为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柳原前光并未放弃，奔走于曾国藩、李鸿章等处，游说签约的重要性。

    在李鸿章处，柳原软硬兼施：“英、法、美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