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

    对新文化运动的矛盾心态

    林语堂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俨然一个洋派十足的青年，能说一流英语，浸染西方知识。毕业后，林语堂上北京任清华大学英语教员。清华当时还是赴美留学生的预科学校，由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兴建，亦逐渐成为提倡西学的中心。1916年至1919年清华任教期间，林语堂经历了一次“文化反差”，反省自己的西学背景，探寻自己作为中国学人的文化根源，使自己的教会西学背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而林语堂自身的跨文化心理重整伴随着全国上下方兴未艾的、旨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新文化运动。

    二十世纪初，一场文化风暴席卷中国大地。1895年甲午惨败以后，中国知识界对晚清士人“中体西用”的改良方案普遍失去信心，革命呼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皇室当然不愿自己放弃自己的家天下，不得不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比如，1905年宣布废除实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知识、权力结构。从此以后，大量青年远赴日本和歐美留学。但是革命还是来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于1912年宣告成立。革命后的权力博弈使军头袁世凯上位。1916年袁世凯谋划复辟帝制，惨遭失败，还搭上自己的性命。新建的共和国进入军阀混战局面。

    同时，新一代留洋学人已经逐渐成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留日派和留欧美派两路学人携手共进，创办 《新青年》 杂志，痛斥中国传统文化，号召全盘西化，以期中国文化的复兴。此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掌舵，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北大文科院长陈独秀激扬文字，在 《新青年》 连续发表声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檄文。胡适在美国遥相呼应，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发出文学革命的呼声。新文化运动要对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重估，并坚信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得救而重生。

    林语堂在京三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鉴于其教会教育背景，他在中国文化中心感觉颇为尴尬。一方面，从小的基督教熏陶使他与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拍即合、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基督徒长大成人，意味着你思想是西式的，肯定向往进步、赞同新学;总体上能接受西方来的新鲜事物，特别对西方的显微镜和医学手术由衷钦佩。”比如，新文化运动谴责裹足、纳妾，号召妇女受教育，但中国基督徒早就已经接受这些价值观，并付诸实施。比如使用白话，林语堂家乡的传教士走得更远：他们直接为闽南方言设计了罗马拼音文字，以便传教工作。据林语堂透露，他母亲不识汉字，但能用这种传教士创设的拼音文字阅读 《圣经》，还可以给他写信。所以后来在谈到汉字拉丁化问题时，林语堂曾表示：“不是说罗马化不可行，而是从心理上讲我们不会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