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三五文友雅集于湘潭，自然而然，我们的话题就集中到刘揆一 (字霖生，1878—1950) 这位民国先贤身上，其大浮大沉的前因后果确实令人煞费猜寻。

    刘揆一是华兴会的领导成员，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深得黄兴的信赖和倚重。20世纪初，日本的报纸登出过他的大幅相片，称赞他为“中国革命大家”。民国初期，刘揆一先后被汲引进陆增祥与赵秉钧的内阁，出任工商部总长，然而其政治生涯就像一根擦燃的火柴棒，光亮短暂得出奇。

    一

    清朝末叶，刘揆一与杨度均出自王闿运的门墙，是王湘绮晚年所收录的家乡(湘潭)弟子。除了四书五经，王湘绮施教的内容主要为内圣外王之学，这方面杨度悟性较高，兴趣较浓，刘揆一则扞格不入。但无论怎样，他身处王湘绮门下数年，扎牢了国学根基，也算是收获不菲。

    当“百日维新”以脐风夭亡而告终，“戊戌六君子”喋血于北京菜市口，刘揆一的思想驶向了第一道急弯，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既然败坏到了极点，仅仅修修补补改良一番，刷新一下，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先破坏而后谋建设，欲革政先革命”。然而正如孙文后来反复强调的那样，清朝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破坏难于建设”，要迈出这决定性一步并不容易。当时，刘揆一正值弱冠之年，多的是血气之勇。他与哥老会的正龙头马福益结拜为把兄弟，并且参与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汉口起义的预谋。可以说，他已经毅然决然地迈出了革命的初步，踏上了一条荆棘满途的不归路。王朝末叶就如同癌症晚期，清政府别无救命的“医疗方案”，于是对外专用白银解决难题，即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则专用白刃解决难题，直斫得腥风血雨，鬼哭神号。志士仁人要想做一番兜准老底的破坏，就必须革命，唯有非凡的胆识可以充当本钱。眼看同志毕命于刑场，悬首于城阙，刘揆一并未心灰;耳闻同胞兄弟刘道一在湖南策划萍浏醴起义功败垂成，惨遭大辟，他仍未胆寒。

    同盟会成立之前，孙文曾盛情邀请华兴会作为团体成员加入进来。当时，在华兴会内部意见分歧，宋教仁和陈天华赞成入盟，刘揆一则主张独树一帜，黄兴认为，此事宜折中处理，“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现在看来，刘揆一“独树一帜”是疑问手，不仅是一步缓棋，而且是一步败着。他打出偌大的漏勺，已为自己的仕途预埋了第一颗“地雷”。

    迟至1907年1月，刘揆一才加入同盟会。没过多久，宋教仁挂印而去，其干事一职由刘揆一接替。黄兴未在本部坐镇时，刘揆一还须代理庶务，当孙、黄二人均远飏岛外，不在日本，他甚至要以代总理的身份主持同盟会的日常工作。刘揆一才干强，人缘好，当时孙文捐弃前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