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

    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只要提及20世纪“国学”研究，就会想到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掌国学院虽然只有短短数年，却为清华“国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其成就至今令人津津乐道。若各以一字概括清华四大导师，则梁启超之学“博”，王国维之学“精”，陈寅恪之学“深”，赵元任之学“杂”，当然，说赵元任之学“杂”绝无贬义，只是说他在很多学科都有重大发明。虽然最终他选择了语言学，但假如选择其他领域，所取得成就未必不如语言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影响早已超出学术界范围，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了。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不甚了解者，会忽略彼时北京大学其实也有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那就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不仅它1921年的成立时间远早于清华国学院，所取得学术成就不亚于清华国学院，而且它也有一批学术成就和声望不亚于“四大导师”的研究群体：蔡元培亲自兼任研究所所长，国学门主任是沈兼士—— 系章太炎弟子、沈尹默之弟，既获蔡元培支持，背后更是有章门弟子群体这一雄厚的学术资源。国学门成员则有胡适、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鲁迅、蒋梦麟、刘复、沈尹默等，每一位都堪称学术大师。对北大国学门的有关情况，台湾学者陈以爱的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有专门研究。该书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国学门的成立和发展以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等都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本文无意探讨北大国学门之历史和学术成就特色，只是藉此引出一个问题—— 既然清华国学院这“四大导师”影响很大，为何北大没有邀请他们去任教？是没有邀请还是此中有什么隐情？

    清华“四大导师”中以梁启超名气最大、年龄最长、资格也最老，他和北大关系也最源远流长。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出于维新改良之目的，就奏议创办京师大学堂 (后被称为“戊戌大学”)，而戊戌变法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 (即北大的前身)。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 《明定国是诏》 宣布变法，成立京师大学堂即其中重要内容，此变法诏书仅有三段，却用整整一段谈创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学习，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知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变法开始后，由于康有为忙于其他事务，即由梁启超起草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