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翊君

    如今，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回忆起来，还记得自己当年在 《译林》 杂志上看到 《尼罗河上的惨案》 时，有多么痴迷，甚至把印有小说的那些页码撕下来带回家保存。

    那是1979年的 《译林》 杂志创刊号。小说 《尼罗河上的惨案》 正是当时热门电影原著的译本，讲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罗河上的游艇中被枪杀，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同时失踪，接着又有两人在船上接连死亡，一位侦探随后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杂志因此获得60万的销量，也招来上级领导认为选题“堕落”的批评。

    这份杂志最初是季刊，《吕蓓卡》 《音乐之声》《教父》 《沉默的羔羊》 等多部国外流行小说让读者如获珍宝。它历经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拓荒，它不只看重那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品，也因大胆引进流行文学和侦探、悬疑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四十年后，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见到准备上任的译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长。这位85岁的 《译林》 杂志创始人提醒，“要有融媒体意识，不然将来要被AI淘汰了。”

    外国通俗小说拓荒

    1979年，江苏省出版局接到江苏省委要求，要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时任出版局局长高斯把任务交给了编辑李景端。

    接下任务后，李景端考虑到，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不好把握。如果在杂志上介绍外国文学，则有不小空间。

    1949年之后，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方面，其余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此走出思想禁锢。此时，全国的外国文学杂志—— 北京有隶属社科院的 《世界文学》，上海有译文出版社的 《外国文艺》，其他地方则是空白。

    李景端觉得 《世界文学》 的内容过于严肃，《外国文艺》 则过于新奇。他不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反而没有束缚，从读者角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