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11日，我奉命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在香港回归祖国最后一程的坚定步伐里，有一份微薄但是竭尽忠诚的努力。转眼已经25年过去，长江后浪推前浪，1997年7月1日，历史揭开新篇章，“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

    香港在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具备了一浪更高过一浪的气派，决不会再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任何艰险都无法阻挡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保持特区繁荣稳定而不屈不挠奔腾向前!

    20世纪80年代末，在乌云压城“国际制裁”的形势下，英国在香港接连打出三张不与中方合作的牌：首先是推行“居英权计划”—— 秘密地给22.5万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员一个密码，这些人随时随地可以在任何一个英国使领馆取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继而又通过“人权法案”—— 把两个连在英国都未完全适用的国际人权公约适用于香港，企图凌驾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之上。更得寸进尺的是，不向中方作任何通报，突然抛出了一个跨越1997年、耗资达1247亿港元 (一说2000亿港元)之巨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動用几乎所有财政储备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举债，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钱流向英国。而末代港督彭定康自上任起，更成为香港后过渡期最大的搅局者。1992年他所公布的所谓政改方案，让中英之间已经达成的政权机构平稳过渡安排化为泡影。这一切为香港回归前的中英交接谈判带来重重障碍。

    为未来中国香港特区打造好的家底

    财政预算案是现代政府理财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计划和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对经济民生影响重大。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显然，97/98财政年度将跨越历史性的回归，前三个月为港英政府管治，后九个月将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管治。这个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完成。又由于财政政策、收支计划具有连续性，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必然对后一个年度的预算案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尚未产生前，由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未来特区利益，与英方就97/98、96/97两个过渡期财政年度的预算案编制进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权交接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香港财政政策平稳过渡的客观需要，符合 《中英联合声明》 精神。中方要为香港回归后新成立的特别行政区打造一个好的家底。对于这一平稳过渡的设计，英方表面上不持异议，实际上却想独自把握，以便配合其“体面撤退”的实施。

    突然的“慷慨”

    1995年岁末，关于96/97年度预算案的编制工作渐近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