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发展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总体上继续“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只做局部的调整。二是认为“文化大革命”错了，不能再搞，应该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路子上去。很多人抱有这樣一种想法。三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顺应历史的潮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经历了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后，1978年，中国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拨乱反正、开创新局，踏上新的航程。那么，新的航程究竟为什么要开启，又是怎样开启和前行的呢？

    回答一道哲学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读书成了青年人最有兴趣的选择，像 《安娜·卡列尼娜》 《高老头》 《西厢记》 这样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禁读的作品解禁了;被取消11年的大学招生考试也恢复了;科学家们开始受到特别的尊重。有了一种解放感的人们，迸发出很大的创造热情，对社会变革有了一种强烈的期待。

    但这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人们心头的禁锢和沉重并没有远去。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依然还有这样的语言：“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文化大革命”的惯性，仍然封冻着已经苏醒了的时代心灵。

    影响人们前行步伐的症结在哪里呢？

    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解放军报》 联合发表题为 《学好文件抓住纲》 的社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个凡是”。正是这个主张，使人们在长期动乱后急迫要求澄清是非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并形成新的思想禁锢，捆住了历史前进的脚步，使中国无法从根本上走出“文化大革命”深重灾难的阴影。

    率先看到“两个凡是”危害的，是邓小平。1977年4月，还没有复出的他就给中央写信说，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在这以后，他反复讲“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率先表态，拉开了当代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1977年冬天，几百名中高级干部在中共中央党校讨论“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要用实践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正是这个实践标准，演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