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锋

    1943年10月19日，距离文艺座谈会召开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毛泽东选择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整风运动的高潮之时，将他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解放日报》 上全文刊发，显示出对统一延安文艺思想的精心安排和深思熟虑。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又是如何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与延安整风有什么关系呢？

    延安文化人的“个人”与“集体”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汇聚到延安，使这里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先后来到这里的，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丁玲、周扬、徐懋庸、田间、何其芳、柯仲平、张庚、萧军、艾青、高长虹，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力群、江丰、王式廓等著名文化人，还有留法博士陈学昭、何穆夫妇，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

    为了尽快培养源源不断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尤其是创办了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将奔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集合起来建立了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艺术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9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们习惯把这个团结了边区大部分作家的文艺组织简称为“文抗”。

    由周扬担任副院长主持工作的“鲁艺”和由丁玲担任主任的“文抗”，汇集了延安最重要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这两个机构之间带有宗派倾向的相互指责和矛盾，成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文艺整风的重要诱因之一。

    從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由、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于外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在“文抗”的驻地蓝家坪，先后有三十多位作家艺术家在这里居住过。这里建有图书室、俱乐部，作家们在相对安定、自由的环境里过着战时供给制的生活。它占据了延安最好的建筑—— 桥儿沟大教堂的鲁艺校园，汇集了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来到延安的许多艺术家。这里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流，周立波讲授的 《安娜·卡列尼娜》吸引着全校师生。这里不但上演曹禺的 《雷雨》《日出》，而且还上演果戈理的 《钦差大臣》、契科夫的 《蠢货》、莫里哀的 《伪君子》、包哥廷的 《带枪的人》 等中外名剧，甚至把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也引入戏剧教学之中。

    但是，文艺界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抗战现实需要的“大洋古”(指演大戏、古戏、洋戏) 的艺术倾向引来许多老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的反感，也让延安的老百姓敬而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