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阵线最终明朗。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的一致推动下，国府迅速决定加入英美阵线。从1941年12月8日至当月底，国府高层在重庆与来华的美英代表针对中国派军进入缅甸援助英国抗日、建立联合军事会议、制定全盘战略计划等问题进行了大量交涉，在战略构想上显得颇为积极。然而，美英两方出于其本国的战略打算及针对中国军事力量得出的判断，都不支持中国的积极战略，三方交涉并无多少实质性成果。

    暂时的交涉顿挫，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弃推动太平洋战场上的军事协同。相反，1942年上半年，蒋介石、宋子文，包括嗣后任职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都以相当精力，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焦点在于运用一切办法对美交涉，说服美方改变“先德后日” (“先欧后亚”) 的战略导向。这其中，由于英国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所谓同盟国间的合作交涉也渐渐演成了单独与美国商讨。但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中国对外通路断绝，以及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共识后，国民政府对美交涉谈判的难度愈发提高。

    过去的通论性研究对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谈判已有不少涉及。但早年美英学者 (有军方或政府高层背景) 或多或少带有殖民主义心态，忽视中方高层的主动性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为打破以欧洲中心觀为核心的二战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又有若干论述在有意无意中陷入了“歧视”与“反歧视”的争论困境中，反而影响了史实的重构。本文尝试梳理1942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对美军事合作交涉的过程，以及交涉方式的变化，希望通过史事重建，以反映日益困难局面下国民政府的交涉困境，与蒋介石在此一时期外交决策的特色。

    一、“先德后日”与“先日后德”

    1941年底，中美英三国关于太平洋战场军事合作的交涉不如蒋介石预期。在会谈告一段落前，蒋向美国代表吐露了“心声”：“目下英俄两军之主力专重对德，无力东顾，故美国于租借法案中所允贷我之武器，必须照常运送。其次，中美必须有一联合作战之计划，美国对中国所需用空军之数量，以及可到达之时间，并望及早有具体切实之答复也。”此时蒋已将英、美两国区别对待，更看重美国在军事合作中的价值。而且，蒋也透露出该次会议中未尽之事，尤其是中美联合作战计划、租借物资等，将在此后的两国互动中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蒋介石很清楚，中美合作无法顺利推行的症结在于战场的优先权问题，即在英美眼中“先德后日”的战略导向压倒了太平洋上的现实危机。因此，要实现与美国更深入的全面军事合作，使之符合中国的战时利益，就必须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大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