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

    沈昌文先生是我的前辈，也是科班专业之外，使我受教最多的师长。

    一九八六年三月的一个上午，我第一次到沈先生的办公室，那时他还在朝内大街一六六号办公。我是怀着朝圣之心去的，沈先生却毫无居高之意，甚至对我也没有长幼之节。聊了两个多小时，他讲了三联书店的过去和现在，讲了三联书店和 《读书》 联络的各路作者和朋友，他听我说起校园情况和一些热门话题也很感兴趣。使我略有意外的是，沈先生办公室里的东西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和书有关，一类和吃有关。和吃有关的，除了食品、餐具之外，还有好几只锅。

    回来后，我和罗孚先生说起这些，罗先生笑着说，海派文人有许多都是这样，据说以前的三联前辈也有许多是这样，他自己在香港的办公室也是这样，这是报人、出版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当时没怎么理解这句话。之后不久，沈先生的办公室搬到了东四六条的一个半地下室，我又在那里见到了王世襄先生，那时，香港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他的 《明式家具研究》，但他和沈先生却大谈美食和烹饪，我记得有关杭州面点“片儿川”的十几种做法及其细微差别就说了很久，沈先生听得如痴如醉。我当时想，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仅仅存在于南方的文人当中。

    但是，多年来，我却没有怎么听过沈先生专门谈“吃”。有时候，沈先生对“吃”也不怎么肯定。有一次他给我讲起吕叔湘先生，从中突然插了一段说，我们上海还有一位吕思勉先生，他几十年都不出来吃饭应酬，一心一意研究和著述，他生活淡泊、安步当车，非常令人敬佩。

    以后的十年，我到沈先生那里去得很频繁，也渐渐熟悉了三联书店和 《读书》及其周边，跟着沈先生参加过不少的饭局。在沈先生那里，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和书有关的事情，我知道了许多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和 《读书》文章背后的故事，看到了编辑怎样对作品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特别是知道了编辑的思想怎样和作者交互，又怎样体现到作品中去。这可以说是打开了我知识层次上的“另一扇窗”。

    许多年来，沈先生更多的是打开了我心灵上的“另一扇窗”。他推荐我读了许多书，也给我讲过许多书背后的人和事。他听说我在读杨小凯的 《经济控制论初步》，就给我讲了杨小凯的经历并给我看了这位作者的另一本书，还给我讲了许多有关 《新湖南报》 的人和事。在沈先生那里，我见到过舒芜先生，沈先生也曾多次推荐我读舒芜先生的书和散文，还送给我一本当时已经非常稀缺的书 《周作人概观》，并给我讲了与这本书相关的故事。沈先生还给我讲过舒芜先生及其周边的人和事，使我意识到人性的复杂和特定历史环境的凶险。

    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年末，沈先生给我看了一篇 《读书》 文章的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