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

    “运会”已至，大潮袭来

    1894年甲午海战。严复的多位同窗和学生死于战火，军舰吨位和从西洋引进的装备都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几近覆灭。他为此受到很深的刺激，沉痛地说：“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原强》)严复写下这段话时是1895年，大清国连败于日军，警报还没有解除，赔款求和，丧权辱国是王朝的唯一退路。严复和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和所有先进的知识人一样，严复认为中国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前的危机，不过是易姓换代的王朝更迭，而今，若中国没有顺应潮流的勇气，则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世界的这种变局，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名字称呼它，严复称之为“运会”。运者，时代和世界的走势也;会者，汇通如潮涌，非人力所能阻挡也。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论世变之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那么，这种潮流或谓“运会”到底是什么？何以使当时最睿智最先进的知识者有如此之感叹，认为中国非变不可？严复有恰切的论述，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王朝再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科学等交流了。后世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的论述，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华民族到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有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期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人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族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有过关系，但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中国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到十九世纪，来和中国找麻烦的不是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总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