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杨

    尽管左宗棠凭借自身的崇高威望以及朝廷的支持，筹得协饷六千多万两，但筹款的艰难程度也反映出协饷制度运转的关键并不在于刚性的制度约束力，而在于疆臣之间的私人情谊。这也加剧了协饷制度的不稳定性。

    光绪八年(1883年)，刘秉璋迁任浙江巡抚。为筹办海防，刘氏查问库款，发现藩库“空如洗矣”。他探得此种状况为浙江历年供应西北协饷所致，却又不解前任巡抚们，特别是杨昌濬“何以舍己而芸人”。(在清代，朝廷依据各省兵力与财力不均衡的现实，创建了协饷制度。财赋重地如江苏、浙江、山东、山西等为承协省，边远省份如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为受协省，在户部的指令下，承协省的财用转输受协省。这一制度旨在酌盈济虚，在全国范围内对财用进行再分配。)时任布政使德馨告诉刘氏，幕友中风传，虽然杨昌濬竭尽所能协济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但左氏仍时有责言，“问杨中丞之官禄，何自而来”，意即提醒杨昌濬应感念左氏的提携之恩，对于协饷不应“靳而不与”。在刘秉璋看来，左氏之言在私不在公，故而决定“勿解西饷，为海防计”。

    不久，时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即致函浙江询问何以停解西饷，刘秉璋以中法战事在即，浙江为筹办海防，“力有不逮”婉复之。由是，陕甘与浙江之间嫌隙渐生。为弥合两位封疆大吏之间的矛盾，左宗棠给谭钟麟写信，告之浙江协济陕甘并非定例，话外之音即此前浙江的协饷源源不断，缘于左氏与浙江官场颇有渊源。事实也确实如此。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左宗棠就任浙江巡抚，并率“楚军”入浙作战，镇压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征战，左宗棠逐次收复浙江全境。征伐与治民之间，浙江有司官员受左氏提携之恩者众多。仅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一次就奏请亲信故交二十余人来浙“分任以事”。左氏所部亲信将领刘典、蒋益沣、杨昌濬皆出任布政使或按察使。故而，左宗棠劝说谭钟麟“毋执成见，过于争竞”。经过左氏一番说和，“其事遂解”。

    上述掌故出自刘秉璋之子刘体智所著《异辞录》，虽不尽全为信史，但也道出了晚清督抚间的私人关系在财政资源调度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求诸史料，同光年间，左宗棠西征大军的军需供给与左氏本人的交际网络有着高度的关联性。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旨移督陕甘，负责西北军务。彼时，西北局势已呈失控状态，内有捻军和回民叛乱，外有阿古柏势力在沙俄的支持下侵占新疆，图谋陕甘。左宗棠久经沙场，对战局洞若观火，他将筹饷视为西北用兵的头等大事。依清制，遇有征伐，统兵主帅应向朝廷奏请各省协饷，户部确定承协省份以及应协数额之后，再咨文承协与受协省份加以落实。然而，在历经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协饷制度运转的关键从中央下移至直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