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娟 张路亚 丁元元

    1988年初，上海的甲肝大暴发震惊全国。那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北京“享受”了点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他地区的代表委员分开，近乎“隔离”。

    一些同志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视为不受欢迎者，情绪比较大，回到上海后就责怪卫生部门怎么不把关，任由甲肝暴发。

    当时我是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矛头指向了我，甚至一些老同志也发了话：谢丽娟是不是应该作个检讨或者引咎辞职？

    此时我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才两年多，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引咎辞职”这事儿。我要给那么多的病人安排病房，做事情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

    早有预感

    对于1988年1月开始的上海“肝炎大暴发”，我其实早就有预感。

    在1982年和1983年，上海也曾经有过一次较小规模的疾病暴发，致病源就是江苏启东的毛蚶。启东的毛蚶多含甲肝病毒，但是江苏省的商业部门说，当地的毛蚶储存量很大，不用起来很可惜。而当地毛蚶主要就是销往上海。其实启东得甲肝的人也多，但很多人得了之后就自动产生了抗体。

    卫生部门认为疾病暴发和毛蚶有关，商务部门则希望对方提出充分的证据。最终没有对毛蚶进行检测。

    这次甲肝暴发后，上海出台了规定，禁止销售启东来的毛蚶，但似乎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当时动物性的蛋白质比较少，又比较贵，而毛蚶一斤只要六毛钱到八毛钱，是很受市民欢迎的美食。

    那时我还在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当医生，身在一线，对于情况有着直观的了解。1984年，我由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升任卢湾区副区长，一年后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87年12月中旬，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告诉我，他们接到报告，最近很多医院都收治了不少腹泻的病人，请我一起去看看。我们到了医院后，看到腹泻病人确实大增，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病人共同的特殊饮食史就是都吃了毛蚶。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判断腹泻病人的骤增与毛蚶有关。很快，医务人员从腹泻病人的粪便里检测出了痢疾杆菌，毛蚶之中也检测到了—— 它们所在的河道受到了粪便的污染。痢疾的潜伏时间很短，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两天就开始发病。

    看到大量腹泻病人，我和王道民局长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