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晔

    《马路天使》的导演为何在当红时突然消失？白求恩大夫手术场景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南泥湾事迹是怎么传扬开的？说起红色延安的记录者，我们总想起埃德加·斯诺，想起那些冲破封锁的外国记者，却往往忽视了延安自己的摄影摄像机构—— 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

    当胶片成了历史，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大多离世了。为了填补这段电影史上的空白，他们的后人，两位退休老人吴筑清(吴印咸之女)和张岱(钱筱璋之女)，重新拾起记录的力量，努力还原了这段传奇。

    《风云儿女》

    抗日战争初期，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几位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红色延安记录者。

    从1938年抗战到1946年挺进东北，电影团在延安拍摄了整整8年，留下了厚重的影像资料，但记录他们自己的照片却屈指可数。

    不过，也许正因为跨越了几十年，很多历史文献已经公开，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延安电影团的故事反而越来越清晰。在吴筑清家，当两位老人对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一个个人物、事件又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我俩的父亲，一个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一个是剪辑师，当时在上海，月薪150大洋，他们到延安去，是有袁牧之、许幸之这样的引路人。”吴筑清和张岱对历史的追寻，是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的。

    1931年，战争的阴影投向中国东北，即使是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上海，神怪武侠、风花雪月也不再受观众欢迎。中国当年最有影响的电影公司—— 明星公司，穷则思变，向几位新文艺工作者伸出了橄榄枝。

    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先找到安徽芜湖的同乡钱杏邨(阿英)，邀请钱杏邨和夏衍、郑伯奇三人加入明星公司。

    要不要帮资本家拍电影呢？夏衍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当时在上海领导共产党文化工作的瞿秋白拍了板。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何不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

    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中共中央“文委”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别看这个小组才5个人，但不同凡响的新内容和形式，却给当时奄奄一息的电影业，带来了生机。1933年，上海的“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共摄制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影片或受左翼影响的影片就有43部。

    左翼电影在民众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国民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没底线。1935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夏衍、阿英、郑伯奇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

    不过，电影小组没有气馁，他们又另起炉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