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1900年7月8日，已远离权力中枢多年，正在广东的李鸿章接到上谕。他被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这是他曾担任了25年的官职。

    大厦将倾之际，他再次被寄予厚望，去解决北京的危机。

    骄傲的国都此时已是满目疮痍，酿成这场灾祸的慈禧和一帮亲贵正避居西安。慈禧拒绝在与列强缔结和约前返回北京，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各国谈判。

    电令急促，逃无可逃，年迈的李鸿章只好拖着患疾的身体，最后一次北上“卖国”。

    经过一年的艰难谈判，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总算在1901年9月17日签下了由十一国提出的“北京议定书”，也就是《辛丑条约》。4个月后，风平浪静，两宫才终于回銮。

    这份条约创下了中国近代赔款之最，以“全国一人一两”的名目，清廷赔偿了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同时应列强要求处死了上百位“肇祸官员”，并损失了海关、防卫等国家主权以及帝国的尊贵面子。

    这场被称为“庚子国变”的灾难，不仅把中国人拖入深重的苦难中，也几乎成为帝国最后自救希望破灭的信号，一大批心存改良的爱国人士不再对清廷抱有希望，转而走上革命道路。

    120年后，又是庚子年，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中国，然回顾往昔，依旧唏嘘。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庚子国难，何尝不是如此。

    权力翻转

    历史链条环环相扣。甲午之败促成了变法图强的努力，但短命的戊戌维新结束后，在权力中枢，开放包容的精神偃旗息鼓，封闭排外的风气取而代之，最终走向庚子内乱。

    这背后的关键变化，是人事。

    权力语言远比它实际表达出来的更微妙复杂。1889年，在与大臣几番推让之后，慈禧还是退居颐和园，光绪则向前一步，18岁亲政。直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这10年左右是光绪帝一生中权力空间最大的一段时期。

    已郁闷许久的光绪帝甫一获得施展一腔热望的机会，便急切伸展拳脚，绕开他眼中昏庸保守的军机老臣，大胆启用年轻进取的汉族改革者。戊戌变法中，在短短百天内发布了四五十份变法诏书，废除八股，撤销旧部，裁汰冗员，把旧势力得罪了个遍。

    眼看权力面临真实威胁，慈禧大受刺激，惊呼“他(光绪)要谋害我”，赶紧收回权力，打掉了还未能成规模的帝党小集团。

    慈禧重训朝政后，权力中枢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个是，中央的权力结构重新翻转，汉人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力量被削弱打击，一批年轻满族亲贵重新占据要职。

    载字辈满族子弟围拢在慈禧身边，成为新一代核心后党集团，把持中央军政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