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

    1913年3月1日，钱玄同本应开始在浙江行政公署上班，因事拖至3日才真正“到署办公”。他显然心情极差，故在日记中写道：“为不肯槁饿，作高等乞丐，看上司之訑訑然面孔，自甘贬损人格，晦气!晦气!亦复何说!”3月4日日记中，又赫然出现这样几个字：“到署枯坐。”而远在北京的鲁迅，日记中也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文字：“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终日大雨。终日写《易林》。”彼时鲁迅和钱玄同都是政府职员，一个在教育部，一个在浙江省教育厅，说起来还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早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拜入章太炎门下，民国初年一个在北京山阴会馆抄古碑，一个在杭州因戴玄冠、穿深衣上班遭人嘲笑。谁也不会想到数年之后，因他们先后加入《新青年》，从而极大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刊登了钱玄同赞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来信，并刊发陈独秀的回应：“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以陈独秀之小学造诣及在日本与章太炎的交往经历，他当然知道钱玄同的来信意味着什么—— 钱玄同不仅精通小学，而且背后有章太炎为首的“章门”群体或者说浙籍文人群体，他们在当时中国高校和学术界的影响之大，已呈碾压其他学派之势，桐城派的林纾、姚永概等被迫退出北大就是明证。远在美国的胡适自然也知道钱玄同的分量，即便数十年后，在其口述自传中还是一再表示钱玄同当年的赞同“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看来钱玄同突然写信给《新青年》确实出乎陈、胡的意料，也大长了新文学一方的士气，仅此一点钱玄同就功莫大焉。但他还有三大功绩，那就是和刘半农合作了一出“双簧”以引起反对派的注意、劝鲁迅加入新文学运动阵营，以及在他的劝说下，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逐渐转变立场，最终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文章赞同白话文和新文学，后来还成为新文学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说起来钱玄同和朱希祖关系非同一般，除同为章门弟子外，朱希祖和钱玄同大哥钱恂及侄子钱稻孙也都关系密切。1913年初朱希祖应邀到北京出席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到京后次日即拜访钱恂及其子钱稻孙，钱恂当天即宴请朱希祖。在日记中朱希祖这样介绍他和钱家的关系：“余在日本时，与稻孙和念劬先生之弟德潜相处最久。德潜名夏，与余同受业于章先生，遂于小学相交最契，然论小学、经学、途径稍有不同。玩世不恭，人皆远之，余则与之莫逆也。”他们从日本回国后同在嘉兴中学任教，后来又同为浙江教育司职员。朱希祖赴京期间 ......